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们庄子的人虽然不饿，但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。一年四季，只有在麦收后的二三月份才能吃到面粉和大米，其他时间以玉米、红薯、杂豆、高粱为主食。玉米粉蛋糕尝起来很粗糙。如果用少许油和葱花做成锅盔饼，味道会更好。

但是石油从哪里来呢？在三钱，邻居们经常用小酒杯互相借油。妈妈把油滴在玉米皮做的油絮上，在铁锅里放一圈，油锅就会发出油香味。土豆面趁热可以做成饼，但是一旦凉了就像铁疙瘩，根本咬不动。好在住在我们家一个院子里的三姨，会用小苏打和面，做出来的红薯面饼软糯可口，还带点香味。

1978年秋，我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，开始实行桌餐制。女同学饭量小，经常会吃不下面子，所以吃饭剩下的部分往往会让同桌的男同学吃了不少光。每天早上两两馒头，一大碗稀饭加咸菜，中午和晚上四两米饭加一毛五左右的熟菜。饭后剩下的点用开水冲，就是汤了。那时候油很珍贵，汤喝完了，饭盒不用洗也差不多干净了。偶尔周日去校外小吃店买几根油条，或者一碗13毛钱的麻辣油面，也算肉宴了。然而，就连几根油条，一碗面，还是买不起。

因为吃的重要性，那个年代的很多生活交流往往都和这个话题有关。朋友见面互相问候，经常是关于吃饭的:吃饭了吗？是的，我有。你吃过了吗？吃好。高中毕业后，我被调到公社工作队，任务是如何让社员多吃点饭。1977年收割小麦的前一天晚上，为了动员社员外出劳动，我和生产队的指导员、队长、会计靠在队里油坊的磨盘上。没有油灯，我们在月光下开会分配任务。早上队长从庄子东边喊到西边，教导员从西边喊到东边，会计在庄子中间两边呼应，我负责敲一把挂在树枝上的破铁犁。

1981年3月4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春天到了上塘》的文章，报道了我的家乡江苏省泗洪县上塘公社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措施。今年暑假回家，听庄子里的人说，发现大队里田分了，牛分了，拖拉机分了。有些人还是转不过弯来，所以有些担心。但是春节假期回家，突然觉得庄子脸上的人很不一样。原来，新措施实施后的第一季度，粮食、花生等农副产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。《人民日报》写道:“我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，看到到处都是晒红薯、玉米、豆子的田地。办过5个生产队的20多户人家，除了一个室外，都是粮食和满仓，装满花生的麻袋堆成一堆。在一些成员的家里，甚至大厅和卧室的地板上都堆满了食物。“为国家付出够了，给集体留够了，剩下的都是你自己的。还是一样的人，田还是一样的田，但是有了春天的眼睛一样多的粮食。年底的时候，正好专案组的指导员来拜年。我讲了当年四个人催促社员下地割麦子的事，问他现在还需要催促社员下地吗？他笑着，有些严肃地说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如果你不收集你的食物，你指望谁？现在人的主动性很大。

生活真的是一天天地在变。生产队的粮仓没了，家家户户的粮垛堆得高高的。公社干部不再来地里估产量，不再说麻雀吃了多少粮食，不再催公粮。人不仅要吃好，还要吃好。庄子老家东边，有个和我差不多大的邻居。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后，他很快就胖了，脸上油光光的。村民的餐桌上菜肴丰富，主食多样化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喝一点酒。后来各种洋快餐、饮料、水果的引进，让村民尝到了洋人的味道。

现在的人很少互相问候有没有吃饭，而是把“瘦，苗条”当作欣赏的语言。曾经支撑着成千上万人生活的红薯、玉米等杂粮，在人们生活条件改善后，逐渐被“异化”。随着健康饮食生活理念的兴起，这些杂粮成了人们的“香饽饽”，重回餐桌。

从饿到饱，再到吃好，从随便吃到选择性吃，“吃”字背后是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劲的发展步伐。它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缩影，是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、越来越甜的重要标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