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上就要离开太原了，我的脑海掠过一丝淡淡的眷恋。儿时玩耍捉迷藏的南海湖畔的碉堡炮楼，垂钓青蛙的汾河坝堰，还有去晋祠劳动的稻田，都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再见了，我生活了十年、度过了艰难光阴的地方。这是我第三次离开太原，第一次离开这里是1962年，被“压”回了老家，第二次是1966年，被“撵”出了太原，只有这一次是“自愿”的，自愿承担起家的责任，即将开始新的起点。想到这些，感觉太原并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，不过，有一个人却让我挂牵，她就是赵国萍。

赵国萍比我小两岁，和我同在太原十五中上学，我上初三，她上初一。同住一个院，我家住五门，她家住二门。同是一个老家，都是山西阳城县人。1959年，我家刚来太原的时候，我们两家认识了并相处得很好，而且来往越来越密切。她父亲是交通厅人事处处长，我父亲是交通厅党组主管秘书，我母亲和她母亲几乎一有空就凑在一起，做着针线活，唠着家常话。文化大革命开始后，我父亲被批斗，关进“牛棚”，全院谁都不敢和我家接触，就连小孩儿们也不敢和我玩耍。只有国萍和她的妈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偷偷来到我家，给我洗衣服，帮我收拾屋子，给我缝补破旧的衣裤。干这些活的时候，基本都轻手轻脚，生怕动静大了，惹出麻烦来。一听见楼道有走路的脚步声，便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支着耳朵，听外面没有动静了，匆匆收拾一下赶紧离开我家。我管她母亲叫姨姨，姨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心疼我，关爱我。姨姨干活的时候，时而会抬起头，望着我唉声叹气，我懂得她的心情，她是可怜我。她们母女担着极大的风险，一直在暗地照顾我，帮助我，使我孤独的心得到极大抚慰，感到无比温暖，我从心底感激她们。

临行前我去她家告别，姨姨狠狠数落了我一顿，说：“你父母不在身边，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和我们商量呀？”还说：“咱上回都说好了，带国萍一块儿去插队，互相有个照应，怎么好好的说变就变，要去什么煤矿啊？你太任性了！”我默默地听她教训，不敢有丝毫顶撞的意思，我何尝不愿和国萍一块去插队啊。以前姨姨跟我说过：“孩儿啊，你妈和我早就商议过，长大后如果你看得上国萍，就娶她当你的媳妇吧。”当时我没在意，只当是玩笑话，自己年纪那么小，根本还想不到那些，不过我对国萍还是有好感的，挺喜欢她的文静和善良。上次姨姨又叫我说：“现在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不管去哪，你都要带着国萍，你们俩在一起，你大她小，要好好照顾她。”当时我答应了，现在却变卦了，她怎么能不生气呢？可我自己却有自己的想法，毕竟家境不同，他爸是造反派，我爸是批斗对象，父亲的问题一直是我心中的隐痛。等她平静下来的时候，我把我的想法说了一遍，姨姨再不说什么了，转身对国萍说：看你宗哥多有志气。国萍一直都在跟前静静地听着，神情一阵惊诧，一阵茫然，一阵无奈，最后只说了句：“你要多写信，常回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