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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我们为之歌唱

发布日期:2013-11-20责任编辑:情感小编点击:

       我只去过大姐的婆家两次,一次是她结婚,一次是她出殡。      25年前,我作为娘家代表之一去接大姐回门。上车前母亲叮嘱我,吃酒席的时候,一定要记着偷个酒杯带回来,据说这样有福。我贪心,见那淡青花瓷的小玩意儿,凑成一对怪可爱的,一下偷了两个,心里却忐忑:人家收拾餐具时,见少了两个酒杯,不知道会怎样乱找呢。      我良心上过不去,回来的车上,偷偷告诉了大姐,她只是笑了笑,摸了摸我的头。她虽然只比我大6岁,但从小背着我上学,言行举止,十足一个小母亲。      那时大姐抱不动我,就两手反扣背着我,我俯在她的背上,喜欢玩弄她粗黑浓密的辫子并使劲扯,扯得她耐不住疼,脑袋总是往后仰,所以她长大了走路也总是昂首挺胸。我自己还有印象,我哭闹时她就任我啃咬她惟一的一块红头巾,咬了好多个窟窿,好几个冬天她就带着那块破头巾。平时开玩笑,大姐总说我欠她一块新头巾。我被说臊了,就赌气说:“以后挣了给你买一打,好吗?”    后来我考上了学,在外工作。我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文字,大姐只要看到就剪下收藏起来。她自己文化程度不高,是给周围的人看的,我不知道我成了大姐的骄傲。我相信别说两个酒杯,就是两只金碗,只要大姐有,她也舍得给我。    个子高高,英姿飒爽,走起路来一派大丈夫风度。大姐确实是女中丈夫,15岁就抢着当女民兵。但我对大姐这个身份并不喜欢,看得出来全家人对她这个身份都无可奈何,因为那挎着枪站在大卡车上押着犯人游街的大姐虽然威风凛凛,却很僵硬。      从父亲嘴里知道,大姐这样做是为了救我们全家,虽然奶奶和父亲、二叔、三叔当过八路军, 但也爷爷当过韩复榘手下的团长,还有一个大伯下落不明,据说去了台湾。总之功不抵过,我们家属于政治上有问题的,每次运动都会被挤在悬崖边上,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,死无葬身之地。      晚饭时大姐悄悄告诉我们,听说那些政治犯大部分是无罪的,她捆绑他们时,手尽量轻,这样他们可以少受一些罪。父母叹了一口气,我也才渐渐喜欢:由心慈手软的大姐看管犯人,总比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强。      她初中没毕业,就去县城的一个小饭店打工挣钱养家,负担我和二姐上学,她也想圆她的大学梦,但从初中水平开始自学,这梦何其遥远!晚上我看着书本,她背政治题,总是背了又忘,我急了,说大姐你怎么就这么笨呢?我哪里想到我的大姐白天炸油条卖副食,已经很累了。她开玩笑,要我找两个小棍,替她把掉下来的眼皮支起来。      我考上了师范,她骑自行车送我到35公里外的学校。“好好替我上吧。”她含着泪花笑盈盈的对我说。      她自知上大学无望,发狠学习烹饪技术,当上了厨师。几年后她与人合资承包了当时县城最大的综合性服务楼,集旅馆、饭店、加油站、停车场于一体。每次我回家,出车站旁边就是服务楼,我进门,她赶紧放下客人让别人招呼,亲手做两个我爱吃的菜,坐在旁边,笑嘻嘻地看着我吃。她总嫌我身子不壮,常攥住我那只不拿筷子的手,用它的双手使劲摩擦一会儿,说我是念书念得手脚冰凉。她总是哄着我:“再多吃一口,别给姐姐省啊。”      要是我直接回了家,她晚上打烊后就把菜带回去,菜用托盘和扣碗盖严实,这样冬天回家也是热乎的。      有一回我出其不意的跑进厨房,看到大姐袖子挽得很高,正用双手搅拌一个大盆里的凉菜,那些菜还带着冰碴,她的手臂粗糙通红。我也倒吸了口凉气。我一直以为她是老板,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,哪里想到很多事她都要亲历亲为呢。      她以为我嫌脏:“手洗得很干净的,再说筷子也叫不动,这样可以少雇一个工人,不也省一份钱吗?”她精打细算的连一粒米也掉不到地上。      那几天有婚宴,还有“两会”的席,每天要上百桌。我不肯留下吃饭,大姐追出来,塞给我一个信封,里面有一沓钱。我不要,她说不全是给我的,叫我分一半给我的同学霞霞,霞霞是个孤儿。我说那就只要一半,我的还没花完呢。大姐笑了,说我妹知道勤俭节约了,那就都给霞霞吧,叫她买件衣服,上次见她,大冬天的,连个围巾手套也没有,褂子都毛了边,裤子也脱了线,大姑娘了,别少襟露肘的看着寒碜。      大姐的服务楼干了十年,突然要拆迁,大姐也失了业。我正在为她发愁,她从《农民日报》上看到一则消息,回娘家包了几亩地,养起了梅花鹿。电话里她告诉我,又一头最小最漂亮的母鹿是我的。我赶紧回家看“我的”那头鹿,脖子上挂着一牌牌,上面写着我的乳名,眼睛圆圆,睫毛长长,性格温顺,真是一头可爱迷人的小鹿!我把头顶的杨树叶子捋下来给我的小鹿吃。大姐说:“你不是会写那个什么诗吗,给咱这头鹿写首诗吧。”我没写诗,我画了一幅油画,一个半人半兽的鹿神,半边身子是大姐,半边身子是梅花鹿。大姐笑着说很像。      这是大姐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,她的养殖场成了全县养殖业的龙头,最多的时候有六十头梅花鹿,二百多头猪,六十多条狗,后来还养过五千只鸡。      远近的村民来她这取经,有好几十户在她的带动下,也养起了鹿。鹿卖出去了,大姐还得免费负责上门给母鹿接生,她说这是嫁出去的“女儿”生孩子,“外婆”能不管吗?每年定期采抽鹿血割鹿茸,大姐和大姐夫都要骑着摩托车亲临现场指导,因为割鹿茸很讲究也很危险,割早了鹿茸还没长成,割迟了鹿茸钙化就不值钱了,割少了浪费,割多了鹿会大出血而亡。      她的鹿卖到周边好几个县,本地也有几十户村民在她的带动下致富。小鹿在娘胎里就有了主儿,一生下来就是3000块钱;大鹿就更贵了,一头公鹿上万。普通的农户根本投不起资,大姐就先赊给他们,钱呢,等卖了鹿再还。这样大姐就有了一批“飞鹿”。有一阵子我很替大姐那些“飞鹿”担心,大姐说:“家财万贯,皮毛不算。我这儿养得多,死一两个还抗得住;小户不能出事,有事我先担着……”      还真有一个小户,头一天领养了三头,不到一星期就死了两头。大姐用车拉回来,解剖了一看,原来那家喂食时不小心,饲料里有一截白塑料绳缠住了肠子。那家很苦,本来想靠养鹿脱贫致富,不料出了这事,男人当时腿就软了,一屁股坐在那儿起不来。大姐说没关系,她可以把鹿肉卖掉。她让那人再拿回两头小鹿去养,这一回那人向养宝贝儿子一样小心。      2002年春,大姐的鹿场出生了一头小白鹿,全身雪白,只有小嘴唇和四蹄有一点点黑。整个行唐县都轰动了,养鹿的和不养鹿的都专门跑去看那头小白鹿,孩子们放了学拔野草去喂着玩。一时间,大姐的饲养场成了动物园。小白鹿的照片上了新华社、省电视台等几十家媒体。石家庄去的专家说这是返祖现象,几百年难遇的,云南曾有过白老虎,《佛经》中有白象。民间说是吉祥的象征,史书中也有天下太平则瑞兽出现一说。东北的鹿场出十万高价买这只小白鹿当品牌,深圳一老板要给他母亲做寿也出高价竟争。后来我问大姐小白鹿的下落,大姐笑而不答。           大姐一边养鹿,一边还忘不了她的老本行,又承包了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食堂。过年回家时她还说要在山里投资建一个厂,我们都劝她别太累了,她说她这人就是受累的命,要是不累就会生病。      2005年3月29日晚8点,大姐和人谈投资厂子的事儿谈得很顺利。在饭店,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团圆——她已很久没有和家人享受团圆之乐了。饭后出来站在马路边等车,被一辆无证无牌的摩托车飞来撞上,大姐当时就没有了呼吸。送到医院抢救,中间有几小时恢复了呼吸,次日凌晨6点呼吸停止,医生诊断是脑死亡。      平时那么能干能行、爱说爱笑的人,最后时刻竟一言不发,一句话也没留给我们。为了安慰衰老爹娘、年幼的孩子和当时就昏死过去的姐夫,我们请求医生不要撤下呼吸机。她身体强壮,除了脑部弥漫性大出血,全身器官功能完好,输上液,心脏还在跳动,手还是软的,身体还是热的。      让死亡慢慢地来,让老人和孩子还有爱侣,在心理上有个接受的过程。      就这样坚持了八天八夜,直到最后,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慢慢衰竭,心率从高到底最后到零,生命何其脆弱,又多么顽强!      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,医院的走廊上、院子里,站满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。      我很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,但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,起码有四个人比我更有理由悲恸:父母亲是老年丧女,姐夫是中年丧妻,小外甥是幼年丧母。所以我只有在处理完丧失后,回到石家庄的家里,坐在电脑前慢慢地一个一个的敲字。      有人说大姐命苦,光知道干活不知道享受。我觉得大姐的一生很幸福,她是一个成功者。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,活得也算轰轰烈烈,她想干的事儿都干成了,她一个人干的事儿能顶上十个人干的;她虽然只活了46岁,但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的好几辈子。清一下她留下来的账,只有别人欠她的,她没钱别人一分钱。上天只是看她累了,叫她早早休息了。      当所有人围着她哭泣哀叹时,我很想为她唱一首歌。      亲人们啊,不要为远行的她哭泣吧,如果她的英年早逝叫我们流下滚烫的热泪。她充满热爱的一生,更值得我们为之歌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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